中國醫學自古以植物調理為基礎，有時也會以動物和有機物搭配，而且經過幾千年的試驗和經驗累積，有其實用價值和許多寶藏，但是從前行醫者沒有細菌學、病理學、解剖學的觀念，所以許多過程缺乏現代科學的嚴謹測驗和可複製性，對於藥物的成份，化學結構等知識欠缺，靠的是經驗值，稱不上科學。
但是我們因此就完全摒棄中醫了嗎
最近幾十年兩岸不約而同地開始用西醫科學知識重新檢視中醫的藥物和療法，將中醫以現代技術加以量化和檢驗，開展出許多非常有效的中西合璧的藥物和療法，這種做法甚至已經影響到歐美醫界，譬如針灸的普遍被接納，對於許多慢性病的藥物採用“偏方”的成分，這在歐美也只是在最近三十年才有的事。
我有一位助理年紀很輕，才二十多歲就得了一種怪病叫Crone’s Disease，它是一種腸炎，由於不明的原因，他本身的免疫系統開始攻擊腸壁組織，造成潰爛，變成每天腹瀉和痛疼，營養不良和大小腸一段一段壞死。這種病在美國已有五十萬人罹患，而且日有增加，但是在所謂落後國家，環境衛生越差的地方越是沒有這種病例。有人發現非洲人口，腸內有寄生蟲是一種普遍現象，幾乎就沒有這種疾病存在。於是在美國中西部有一個醫療中心從非洲引進腸內寄生蟲的卵讓病患飲入，等到寄生蟲在腸內成長，一方面這些條蟲會清除腸子腐爛部分，還會分泌一種酵素抑止免疫系統的過敏性，就這樣病患可以不藥而癒(但要設法有效控制條蟲數量)，這是現代醫學採用“巫術式”的療法最佳範例。
那麼中國傳統哲學和許多傳統文化是否應該也像中醫，需要經過現代思想和科學方法的洗練，一種去蕪存菁的程式加以淨化和保存呢！我們一方面不應該為了現代化，全盤否定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遺訓，一方面當然不能食古不化，抱著一些古訓而執迷不悟。
就拿易經為例，現在還是有人拿來替別人算命解惑，其實是很值得檢討的。因為易經是幾千年留下來的一種哲理和對宇宙天象的一種見解，那時候的人連地球和太陽的關係，物理學的萬有引力，化學的元素都搞不清，而到了21世紀居然還有一大堆人奉為“天理”，信奉不移。
我贊成將中國古書如易經，四書五經，甚至三國演義(一種歷史小說)拿來重新注解和詮釋，從而傳承中國文化並給於一定的現代意義，使之協助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處理一些人際關係和尋求生命的意義，但絕不能抱殘守缺一味認定為金科玉律。
孔孟學說最大的貢獻是賦予中國社會的安定因素，在人際關係，待人處世都有非常睿智的
詮釋和“定位”，但是從西方哲學的標準其實連“哲學”都算不上，因為他們從來很少認真有系統探討“宇宙的本質”和“生命的真諦”，絕口不提形而上的東西，這也引導中國社會變得非常“現實”和“務實”(pragmatism)，少有觸及“宇宙觀”和“無形”的哲理，就是宗教也是用為日常信仰寄託和儀式的表達，少於真正信仰，這也可以解釋中國人對各種宗教信仰的包容是出自於對宗教缺少狂熱的結果。
其實這也可以說明中國人很難在思想上定於一尊，就算過去專制時代，政治上可以臣服于一個皇帝，延用一套官僚制度，但是從來就不會設立什麼“國教”，即便是孔孟學說也是靠文官制度，考舉辦法加以代代相傳變為“傳統”，而非唯我獨尊的思想枷鎖更不是什麼國教了，所以中國很早就能政教分離，不需要經過西方的“黑暗時代”(dark age)和“宗教革命”來擺平政治和宗教糾葛的關係，某種程度中國社會的進步早已超過西方。只是自明朝中葉以後，西方的工業革命和社會變革一下子進步迅速，帶來了現代文明，把中國給比下去了。
科技的發展在過去一百多年，遠遠超過人類自古以來的總結，相對的也挑戰西方的思想基礎，特別是基督教的教條。四百多年前伽利略和值此誕生兩百周年紀念的達爾文，當時他們受基督教的打擊和迫害，現在看來是不是會覺得很無知和可笑。其實西方兩千年來一方面傳承了希臘古文明的理性文化，一方面接受了中東基督教的約束，兩股主流的衝擊和互融，直到現代思潮和科技的淬練才整理出一套政治和社會制度，但是這種融合和試驗還在進行中，人類必須經過中西文化各個現代化過程，然後再互補互融尋找出新的出路和制度，共同邁向新的未來。
我們應該隨時以“現代化”為準則，應該認定科技進展已經從機械工業革命，進入全面的科技革命。這包括傳媒、資訊、生化、天文和太空科技。最近六十年來的科技發展和成果已經將人類過去幾千年累積的知識和信仰(包括宗教、哲學、天文地理、政治、意識型態)遠遠地拋之於後。也許很多人還不能接受這種事實，也許是出於無知，也許是出於自欺，有的更是出於惰性，自覺的和不自覺的蒙蔽自己的眼睛，塞住自己的耳朵，停頓自己的大腦。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落後地區，那些知識水平不高的人身上，就連世界最先進的地區，你只要檢視一下所謂一流大學的課程，特別是社會學科；哲學、政治、經濟、宗教課程內容絕大多數是歷史和過時的資訊，很少將最新知識列入的，某種情況這不就是重複歐洲中古時代的黑暗期或中國清朝乾隆封閉政策的作為，所不同的是不再用火燒，牢獄和砍頭對付“異教徒”。
事實上全世界還普遍迷漫著太多過時的思維和行為，譬如還有那麼多人高談政治意識型態，談宗教迷信，談傳統哲理，談莫明其妙的經濟政策，而完全忽略過去這幾十年科學的發展和成就，社會隨之進行的許多改變和進展。譬如許多證據已可確定地球生物的起源和進化過程，但是美國南方還是有些學校禁止教授生物演化論。幹細胞和生物複雜技術的日趨成熟，布希總統卻斷絕聯邦政府的補助，以滿足保守主義的“道德論”，明明天文學已經可以證明宇宙的形成和所謂的“大爆炸”有關，可以證明“黑洞”的存在，但是大學的哲學系，宗教系還僅教授古老哲學和玄學，甚至種種迷信。社會系和心理系也無法將最新的DNA研究，遺傳學的最新研究納入為主流，大多數這類社會科學的課程還在“食古不化” 和“抱殘守缺”，因此它們統統該列為歷史學系，因為他們教的都是歷史，不是當代的學識。難怪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中大力提倡廢除制度化的大學，主張年青人接受建交合一的訓練課程。可惜的就算以他那種地位和成就的人，出了那麼多書，發表無數次的演講，到現在也無法憾動僵硬的日本教育體制一根毫髮，更談不上對世界其他地區教育制度的影響了。
現代社會的演化和實用架構必須隨時納入最新科技的研發成果，而不是懶惰地教授十年前甚至一、兩百年的陳腔濫調，至於還有許多人在努力以千年的老古董繼續實施於當前社會那就更不值一提了。
如果有人認為這就是唯物論，這就是“科學萬能論”，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但是任何框架和教條都是違背我們應有的基本態度的，那就是我們儘量求客觀和開放，隨時根據科技的進展做調整，甚至不惜澈底巔覆我們過去所有的認知和準則。天底下沒有不變的原則和永續的事物，就連牛頓發現的物理現象和原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已經受到或多或少的修正，甚至某一天被推翻了。人類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斷推動科技的研發和進展，期望在太陽系毀滅前能夠移民到另一個星球。其實地球的毀滅或另一次大災難可能遠早於太陽系的自毀，現在已經是一種常識。譬如只需要一棵直徑一、兩公里的隕石撞擊地球，我們人類便會像6千5百萬年前的恐龍從地球上消失。而這種災難的發生是極有可能的，就算發生在幾百萬年、幾千萬年甚至幾億萬年(地球的年齡也不過是46億年)之後，以宇宙時鐘計算不過是一瞬間。那麼我們還談什麼“永續”、“ 顛撲不破”、“永恆永久”。更何況人類數千年的文明成就已經可以用核彈自我毀滅了，誰能擔保在若干年以後，不需要天災，人禍就可毀掉一切。但是正因為天災人禍的種種可能，更須促使人類“自強不息”，憑著知識的累積，科技的發展地“避凶趨吉”，為人類尋找一些出路。
西方的一個說法：民主、自由可以帶來和平、繁榮，這句話是值得檢討的。歐洲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地，但歐洲各國自18世紀以來也是帝國主義主要實行者。18和19世紀最高峰期，歐洲各國不論大小以武力手段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地，其範圍之大，地域之廣，簡直是史無前例的。歐洲小國如比利時、葡萄牙、丹麥、瑞典都曾佔領別人的土地，建立殖民地，壓榨別人“繁榮自己”。而世界有史以來死傷最慘重和規模最大的戰爭：第一和第二世界大戰都是發源於歐洲，主戰場都在歐洲，雖然號稱世界大戰，實際只能說歐洲各國互為殺戮而已!至於說美國的參與，也可視為歐洲戰場的一部分，也沒有超越歐洲主戰場。而日本侵略中國和東南亞也只是歐戰方酣之際，日本人模仿歐洲國家想建立自己的殖民大帝國，談不上為原創者。如果當時的日本軍政主事者有遠見、有大格局，願意和中國合作，扶植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共同驅逐歐洲勢力，開發亞洲，那麼今日的亞洲經濟繁榮和奇蹟早已在60年前就會發生了。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經濟惡形循環和對原物料的需求往往是近代國際戰爭的主因，而多半不是“獨裁的邪惡國家”發動的。就以韓戰和越戰為例，基本上它們是“內戰”和“反殖民主義”的戰爭，反而是美法將之轉換為國際戰爭，美國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反控、反獨裁的名義已經被共認為“出師無名”，藉口太過牽強。
即便是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所謂民主的英、法其實要負一定的責任。首先在一次大戰以後不顧戰後經濟疲敝、民生困苦，硬是強迫德國割地賠款，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讓希特勒有機可乘，迅速崛起。這是一種對“民主自由”的歐洲蠻橫作為的一種“反應”，甚至二次戰後蘇聯興起，也是一種對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反應”，是一種不滿資本主義的一種政經政策的試驗(experiment)。
二次大戰以後參與國際戰爭最多的是那一國?答案是美國。以它的立場是為了捍衛民主、自由、自認為維持世界秩序，但是站在更宏觀的立場，它的出兵不是延續歐洲的帝國主義政策(如越南)，就是爭奪資源(如保衛“巴拿馬運河、伊拉克油田”)和獨霸西半球的企圖(如佔領波多黎哥，Granada和海地)。
整個西方文化多半建立在“行”字，也就是任何學說和信仰都需要用實際行動去表現，這裡面又牽涉到走極端的傾向，包容性不夠，排他性特強，內省的能力不夠。做起事一味向前衝，很少顧慮別人的感受，而且基於基督教一向以“宣揚救世教義”為責任，總喜歡積極勸人向”善”，不從者都是異類，從骨子裡排斥之，這種基本信念再加上二次戰後的軍事，經濟獨霸的局面，美國就是以行動宣揚基督教義的模式去宣揚其政治信仰：“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有時候人們認為這是為了圍堵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的不得已手段，其實戰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冷戰和鬥爭都脫不了西方文化喜歡走極端和唯我主義的窠臼。西方文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喜歡用宗教信仰和教條主義去粉飾爭奪資源的侵略行為。就算同樣的基督教地區，他們彼此之間進行所謂的“宗教戰爭”可以持續幾十年不歇，其實真正因素是各國爭奪地盤和資源。像這樣持久的“宗教戰爭”在東方是絕無僅有的。歷史上獨霸東亞的中國不論它國內之間的征伐或者對外發動的戰爭，沒有一次是因為宗教信仰進行的。唯一稱得上以宗教為名有規模的動亂是”太平天國”反清，那也是泊來品，洪秀全等人借外來基督教勢力和名義行推翻腐敗的清廷之實，只是延續反清復明的原動機，而不是真正的宗教戰爭。
本文載自 消逝中的美國霸權 (商訊文化出版/張光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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