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次經濟風暴開始橫掃全球的時候，有許多專家學者紛紛預言新興國家（emerging countries）如中國、印度、巴西首當其衝，因為從先進國家來的訂單銳減，必然會陷入經濟大衰退，失業人數劇增，社會紛擾不斷，將會一片哀鴻。反之，已開發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健全，行政效率較高，銀行體制完整，只要將華爾街的金融問題解決，拯救一些財務不佳的企業，如GM、Chrysler、AIG,一切都會OK。甚至有人認為如果在2008年9月當時的布希政府出手支撐Lehman Brothers投資銀行,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嘮什子的金融風暴，當然也就不會有經濟衰退了。
半年以後，世界局勢和這些專家學者所預言完全不相符，中國採取緊急措施，執行4千兆人民幣刺激內需的方案，妥善處理了數百萬民工就業問題，將他們變成返鄉創業的生力軍。GDP不但穩穩保八成功，2009年結算下來是8.7%。由於中國的帶動，其周邊的四小龍和日本也都有不錯的表現。那麼印度呢？首先對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的貿易成長幾乎一倍，雖然GDP成長率可能略有緩慢，但是沒有發生失業暴增，自然也沒有什麼動亂的出現。拉丁美洲特別是巴西、委瑞內拉等國家，靠著對中國貿易的直線上升，而取代了過去倚靠美國的生存模式，表現得有模有樣。
西方的所謂專家學者完全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尋求經濟發展的高昂士氣，以及應付經濟危機的韌性。他們經歷過赤貧的生活，必要時縮衣節食共渡難關的能耐不是所謂一向養尊處優的西方人所可體認的。
預測不準，西方的專家學者有部分人開始對中國展開一系列的說三道四，這其中包括責怪中國儲蓄率太高，將貿易順差所得存放在歐美銀行和大量購買美國國債，造成美國信用氾濫，人民消費過當而終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而且後來還變本加利，開始建議他們的政府採取保護政策，直接結果就是美國以傾銷為藉口，加徵中國輪胎和特殊鋼鐵進口稅，還有就是大力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不斷升值，以減輕美國貿易逆差的壓力。一向以自由派和凱恩思信徒自居的克魯曼在紐約時報2010年1月1日的一篇文章表示：「總而言之，中國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是愈趨嚴重的問題，而受其害者(他主要指的是美國)如選擇貿易對抗損失不會太大。所以我奉勸中國政府重新考量它的頑固立場(拒絕人民幣繼續升值)，否則它現在抱怨的非常溫和保護主義只是開端，未來會更嚴重」。像他這樣原本竭力批判布希政府保守政策，還懂得對美國當前問題有所反省的「開明學者」，到頭來居然耐不住要將部分責任推給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這種前後思維互為矛盾的現象，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因為他應該知道日本的例子；80年代受不了美國的施壓，日本逐漸將日幣升值，結果是造成日本產業外移和經濟成長停滯的主因之一，但是美國不但沒有得到任何好處，貿易赤字從每年二、三千億美元劇增到2007年的8千億，美國的傳統產業不但沒有復甦，而且連一些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都不斷流失。美國如果不能改善健保、教育、不合理的薪酬、消費形態和社會失序(如吸毒)等問題，我敢預測人民幣就算調升30%（過去三年已經漲了20%），美國經濟也無從乘機復興，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真的採取全面保護政策，阻礙國際間自由貿易，那麼世界經濟肯定會陷入一片混亂，那才是嚴重的問題呢！
有趣的是自從克魯曼發表這篇語帶威脅的文章後，三四天內就有近五百篇投書紐約時報網站，其中大約有八成的內容都是反對他的看法，有的冷嘲熱諷，有的據理反駁，熱閙非凡，這恐怕也非他始料所及吧!
總之，如果没有亞洲和拉丁美洲新興國家努力地穩住局面，世界經濟衰退很有可能進入大蕭條的狀態。2008年下半年許多美國官員和經濟專家已經作了最壞打算，因為銀行系統和信用指數已經到了臨界點，隨時會全面崩潰，嚴重性遠超過一般社會大眾所可想像，這是經過布希政府末代官員離職後陸續証實的。其中最重要者就是美國前財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所寫的《崩解邊緣》一書中描述的緊張情境，讀來令人胆戰心驚，有如電影情節。
任何一個“帝國”的興衰都是取決於其經濟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強弱，因為沒有經濟力的支撐，再強的軍力也只能曇花一現，蒙古帝國強有力的騎軍橫掃歐亞，除了在俄國統治了兩百多年，其他地區不到百年便分崩離析。大英帝國的全球經濟佔有率從50%降到10%的時候(大約在一戰以後)，它的霸主地位只好拱手讓給經濟大國的美國，儘管當時英國的海軍仍然世界第一，行政效率很高，外交手段高明，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配合美國共同支配國際事務。
自從2001年9月11日事件包括隨後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9月華爾街的鎔毀，美國的國力明顯下降，雖然還不至於達到沒落的地步，但是它獨霸全球，唯我獨尊的局面已經無法持續，這當然影響到其國內政策的制定和外交運作的自由度。就國內層面而言，美國不僅要重振經濟，加強數理教育，改革醫療制度和健保，更要從根本做起；也就是重新檢討華府中央政府的運作，譬如削減遊說團體的影響力，降低工商界對政治的挾持，特別是軍事工業的勢力過分擴張，甚至修改總統和國會的選舉制度，譬如公司行號政治獻金的額度和透明化問題；至於教育改革牽涉的層面絕不在於數理課程的加強，而是要全面檢討教育資源的分配，中小學教師的培訓，通才基礎教育的重整；另外社會福利制度（包括濟貧、健保、社會安全退休金）的通盤修正和稅法的簡化和有效執行（包括個人薪資的上限額度）這些都是非得改革的迫切項目。
就外交層面來看，美國已經不能以「超強」的姿態，隨心所欲地支配全球，特別是要求二戰以後的盟國如德、法、英、日的全面配合，當然更無法要求昔日對立的俄國和中國的順從。另外它也無力再發動第三個持續性的戰爭，因此無法再有效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再者美元的疲軟，使得美國支配全球原物料和其他天然資源的能力大減，這也直接影響其外交的強度。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上任後不久的一次演講中公開宣佈美國將尋求多方合作和共同參與執行外交政策，並要啟用所謂的巧實力(smart power)，軟硬兼備的方式解決國際間迫切和嚴峻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當一個國家不論是由於混戰、天災、流行疾病而變得經濟蕭條，民生疲憊，它就不可能談文藝復興，即便原有的文明也會變得黯淡無光。近兩百年來中國就是一個最佳案例；它的傳統社會結構破壞殆盡，新興工業無從發展，文藝活動停滯，社會秩序失控，整個社會大倒退，文明行為不存在（小焉者隨地吐痰，個人衛生欠缺，大焉者迷信無知、吸毒、貪財求榮、公眾道德淪喪），行政部門無能，官員貪汚無度，統治者蠻橫無理，不但讓外人瞧不起，就連自己人也自卑沮喪。
所以經濟發展是一個國家復興的必要條件，沒有經濟其他一切都免談，但是它也不是充分條件，因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須顧慮到環保，行政效率，社會福利和公正，公平的法制，當然還有文藝。除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也很重要，否則財富多了，反而使人民庸俗不堪，惟富不仁。譬如一些石油輸出大國，懂得造高樓大廈，買跑車鑽戒，但是沒有文藝創作，抱著食古不化的宗教儀式，連男女平等都搞不好，政治還停留在家族世襲制，難怪人口上億的中東地區敵不過數百萬人的以色列，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根據台北中國時報的登載，2010年1月八日大陸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報告指出，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是國家、地區兩個最基本結構，而社會結構的觀察，包含就業、消費、社會階層、收入分配、家庭、城鄉等多項結構指標的分析。
相對於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經濟結構，中國的社會結構仍停滯於工業化初期。大陸地區“就業”、“消費”結構的發展，與目前的經濟結構、也就是與工業化中後期的水準相比，前者落後廿五年，後者落後九至十六年，社會結構並未隨著經濟結構升級而轉變，仍處在工業化初期，這樣的停滯差距，已超過適度的範圍。這剛好和我前章所分析的美國情况有相似的地方，而美國的問題更為複雜；一方面科技極速進展，社會結構跟不上改變，另一方面生活型態超過生產力，在沒有產業支撑下冒然進入高檔消費和福利社會階段，變成整個社會「空中樓閣化」。
社科院的專家們認為，調整社會結構的關鍵是“城市化”的推進，應該透過戶籍改革、就業、社會保險等體制，實現“城鄉一體化”。報告並提出中長程發展目標，期望能逐步達成80%城市化、改變就業結構，並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主導的結構性改變。
在正常情況下，一旦經濟開始發展，民間財富累積，中產階級興起，人們對生活品質，文藝水平，文明行為自然會有所嚮往。這時候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走向必須隨時檢討和實驗，期望逐漸達成共識，共同追求“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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