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今天問題的核心是企業界和政府機構缺乏集體內省(collective introspection)的能力，不論當今的困難或者像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甚至9/11的挫折，或者對企業界領導的薪酬和教育訓練，都不能面對真象，從失敗中記取經驗。
美國社會已經身陷困境，停滯不前，主要是因為既得利益者和他們的遊說團體，加上自由經濟和個人本位的教條主義，只懂得用老方法解決新問題，讓美國人日子照過，求的是趕快修補一下，顧不得未來。但是這次如果不作澈底改變，恐怕會賠下去所有的老本，變得以後走投無路。
其實美國一向懂得改變自己，但是最近幾十年只見科技在快速改變，社會面則無法執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進和修正。
歐巴馬政府能落實他競選時倡導的“改變”嗎?我們希望如此，但是以他和他的團隊最近的作為，我們似乎不能太樂觀。我們只看到巨額金錢砸向金融界，保險業和汽車業，對於管理問題則觸及不到真正的核心。我們實在不能寄望那些麻煩製造者領我們走出困境，但歐巴馬政府從它應付AIG分紅事件上就看出動作似乎慢半拍。正在推動的全民健保案遭受強大反彈，甚至還惹出種族問題。也許世界各地應該清醒一下了!我們應該覺悟到跟從美國腳步可能是最糟糕的策略，我們不能一錯再錯。
反省(reflection)和內省(introspection)是有區別的，反省是在有錯誤和問題的時候，尋求癥結所在和解救之道，內省則不是針對某個問題或錯誤，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種自我修養和思考，是內斂和自發的。
西方尤其美國所著重的是外在的行動和解決方法，譬如工人罷工才談勞工權益，汽油短缺才想到發展省油車型。它的優點是勇於認錯，錯了就改，但是缺點是很少在日常能夠沉澱下來，由內而外省思和自我修練。東亞人以儒學為思想基礎，講究的是自我修養，任何善念要發自內心，不需要外力甚至宗教的干預，所以做善事不求人知。總之，東亞人做錯了不願意公開道歉(唯有皇帝是超越面子問題，所以國家有天災人禍時會下‘罪已詔’自我檢討，因為沒有別人敢怪罪他，頂多諍諫一番)，做對了也不願意大事張揚，講究的是內斂含蘊。所以東亞人死要面子，絕不認錯，這點日本人發揮到極致，任何事情到了要認錯的時候情況已非常嚴重了，往往當事人在認錯前或認錯後短時間內就切腹自殺，因為他實在無法在社會有尊嚴的活下去，而其他出路也幾乎不存在，並且會牽連親人和家族，如果切腹自殺了反而受到人們尊重，家人也會獲得饒恕。
當然這種東西文化的差異，經過二次大戰以後大量國際間交流而有所改變。美國佔領日本，對日本的社會影響十分重大，日本切腹的人少了(自殺的比率仍是世界第一)，認錯的情況多了。日本人勤檢保守的性格漸漸消失，年青人浮動打工的人數大增，流行著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和老一輩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大異其趣。這種社會性的改變如果結合東南亞原本就閒散的生活模式，將來很可能成為一股潮流，對整個東亞會有相當衝擊。同時自從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也因為越戰和種族問題，社會發生相當的變化，文化思想上開始受到美式以外的模式衝擊，這包括宗教，哲理和生活方式，促成hippy和yappy的次文化產生。印度教派，佛教(特別是達賴為首的藏教)開始影響社會上層精英和知識份子，當然有許多人用毒品麻醉，冀圖從基督教的枷鎖擺脫之後，尋求心靈和肉體的安寧。我們不能忽視美國的社會變革，因為所有這一切看來不明顯或者瑣碎(trivia)，但是會影響美國在反省之後能否內省，從而改造它的政經和外交政策，至於歐洲各國基本上是會隨著美國的步調而行動的。
這一段日子大家公認惹起經濟風暴的原因，其中包括：美國幾十年以來的巨額國際貿易逆差；布希政府龐大的預算赤字；民間趨於零的儲蓄率；有的人甚至責怪別的國家（譬如中國）只賺不花，將大筆資金存在美國銀行和買了太多美國財政部債券，造成信用氾濫。
另外使許多“專家”大惑不解的是美國這二十年來除了像Enron, World.Com等少數有問題的公司以外，各大企業看來都很有效率，工人生產力也很高，工資穩定，而且家家賺錢，使得有些經濟學者預言經濟惡形循環已被控制，怎麼突然暴發這次危機呢？
其實這些論點正好證明美國經濟學界和政府所憑藉的資料和分析是有問題的，他們用的度量衡明顯有缺陷和不足，當然所得到的結論和制定的政策就會有偏差了。更嚴重的是大家都陷入一種“自我陶醉”和“美好時光”的迷陣中而不自覺。
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曾毫不客氣地說：「這麼多年來美國經濟就像梅道夫（紐約詐騙案主角）一樣，一直受人尊敬，甚至讓人羡慕不已，可是到頭來不過是一場騙局」。
所以我們對於美國大企業的內部運作、公司結構、管理方式和經營目標，必須作全盤檢討，才能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不能再迷信“數字經濟學”了。
現任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管理學院克萊恩講座教授的亨利、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在他的一篇報告中曾提出精闢的分析和論點，值得我們探討。
他認為前幾年經濟數字標示的所謂生產力增加，事實上是虛空的。因為好一陣子許多公司大量栽員，壓低庫存，造成的生產力提升是一種假相，到了要補貨的時候只好從海外進貨，否則生產力數字會遽降，利潤會消失。
另外企業界高喊“股東價值”（Shareholder Value），其實只是想盡辦法將公司股票價格衝高，而且每三個月結算一次，這就是公司高層所唯一關注的“大事”，至於經營，售後服務和顧客需求都變成次要的問題。同時股東究竟是誰，大家的觀念都很模糊，說穿了真正的受益人只限於少數幾個大股東（他們擁有的股票很少超過10%）和高層經營團隊，而董事會的組成主要是一些大股東和不相關的人士（美其名曰獨立董事），常常和經營團隊聯手壟斷公司的營運，將小股東和員工的權益擱置一旁。
許多大企業聘請執行長（CEO）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條件是新聘者能否在短時間內衝高公司業績和股票價格。一般而言，董事會委任執行長全權處理公司的營運，給於高薪和股權，根本不顧及公司原有的企業精神和長遠利益，也不鼓勵團隊合作，任由執行長一人負責到底，如果在一定期間表現不佳（主要依據是股價和營收），二話不說執行長走人，但是會得到一大筆解約金，大家都不傷和氣。倒楣的是公司、小股東以及員工，隨著高層的金錢遊戲而斷送公司的前程。這樣的營運方式和公司結構逼使主管階層只求短期交易甚至不惜竄改賬簿，編造數字，或者利用數十年建立的商譽做一些短線操作和遊走法律邊緣的行徑。
還有就是用合併的手法，不計後果的將一些週邊公司或對手高價收購，這樣可以馬上增加業績使得財務報表耀眼，董事會和執行長看起來像是打了漂亮的一仗，至於許多後遺症，則由以後的接班人承擔。到2008年為止，最大宗的合併案例如Enron、AOL-Time Warner、AT&T、BP、HP和許多類似者都造成對這些企業無可彌補的損害。
當年HP（Hewlett Packard）聘請AT&T的一位副總裁匆忙上任為董事長兼執行長，這位女強人還沒有到職一天，也沒有深入瞭解公司的營運和電腦產業，更沒有和公司團隊有任何接觸，便公開宣佈她已經擬好一套經營策略，像如此傲慢的行為，難怪在她6年的任期中，帶領HP併吞了Compaq，卻因為消化不良，業績一路下滑，後來被迫離職。HP這個狀況並不是特例，而是近期美國企業界的普遍現象。
美國產業趨於衰落另一個主因是公司將員工當成「人力資源」來處理，極端的案例是視員工為數字遊戲的一部分，動不動就大量裁員，等到要用人時只找些臨工充數，當然美國工會勢力無限上綱，為會員爭取許多不合理的福利也是原因。美國早年企業共同打拚、求效率、講創意(Yankee ingenuity)的企業精神消磨殆盡。
依照明茲伯格教授的看法，美國要想得到真正的產業復興便須從一些基本改革做起，譬如：避開財務遊戲，脫離華爾街的掌控，甚至另闢資金來源的管道；重整董事會結構，引進員工和小股東代表為董事；遴選執行長要以公司長期利益為重，強調團隊合作，注重員工參與；還要在公司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求取合理的平衡。
本文載自 消逝中的美國霸權 (商訊文化出版/張光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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